第二，在侵害隐私权的情况下，主要采用精神损害赔偿的方式加以救济。

国家建构，指的是从原始社会向当今政治社会的转变。这是中央关于司法改革的重大举措，是对近年来司法形势的正确判断与回应。

  四、科学探索，走自己的路 超越西方司法教科书进入真实经验世界的探索，使我们发现，发达国家的司法独立制度运行更好，但在转型国家，司法即便独立了，运行也并不好。而在人口最多的前20个国家，同样是法治指标，2011年度得分最高的依然是老牌发达国家日本，转型国家除巴西的0.01和土耳其的0.08外，其他统统为负值。这里面有两个方面最为重要：一个是国家的建构，一个是国家的功能分化。毫无疑问，保持司法一定程度上的独立性，是司法中立性、专业性的规律性要求，是确保司法公正的重要条件。印度司法独立为第45名，司法效率为第59名(简称为45/59，下同)，俄罗斯为122/124。

良好运转的司法制度还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昂贵。根据全球治理指标，随机挑选2011年度GDP前10名的大型经济体，可以发现，发展中国家只有中国、俄罗斯、印度和巴西。而这一时期恰恰是中国社会转型最剧烈的一个阶段。

进入专题： 正规警力 。随着中国城市化发展，为应对突发性群体事件、重大暴力犯罪以及恐怖主义袭击等情况的发生，2005年中央决定在全国范围内的重点城市建立公安特警队，截至目前，国家已投入资金超过10亿元。从国际经验来看，不仅建立充足的警力资源十分必要，更关键的是要将警力资源充实到社会最基层，优化警力结构。例如2001年至2010年，英国警力增幅15%

在此，法治被看作是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中的重要内容，成为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维护人民群众利益、实现社会公平正义、提升国家治理能力、实现中国强盛之梦的关键性举措。改革当前，热情与苦痛并行，路途中难免有困惑、疑虑、挫折，更会有荆棘、樊篱和心墙，但只要坚持走在法治的大道上，敢于担当、奋勇前行，法治中国的伟大目标就定能实现。

第四，处理好当前与长远的关系。一段时期以来，国内的法治道路蒙有阴霾，前进的路标不甚清晰，何去何从令人担忧。此轮改革可谓涵摄甚广、内容丰富，所释放的制度空间前所未有，不仅触及工作机制之改变，更有体制深层之革新。  2013年岁末，受邀为《中国法律评论》创刊撰文。

2013年末以来，最高法院公布包括《关于切实践行司法为民大力加强公正司法不断提高司法公信力的若干意见》、《最高人民法院裁判文书上网公布暂行办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推进司法公开三大平台建设的若干意见》等系列文件，重申以公开促公正，以信息化建设为突破口，深化司法公开，推进司法与社会的良性互动，提升司法的公信力。2013年11月，十八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然而，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阐述了法制与法治的关系，指出法治不仅要求完备的法律体系、完善的执法机制、普遍的法律遵守，也要求公平正义得到维护和实现等等。

从上世纪九十年代算起，我国的法律改革已经历了十几二十年的探索。处在改革的年代，是法律刊物之幸。

如果法律工作者不将公平正义贯彻并体现于本职工作当中，抛开自身的职责使命，舍近求远地在其他领域漫无边际地阔谈公平正义，那么就有缘木求鱼的危险，貌似道义凛然，实则误党误国误民。  三 然而，机遇与挑战并存，理想与现实齐肩。

在社会广泛关注的信访领域，也推出了系列改革措施，实行网上受理信访制度，建立涉法涉诉信访依法终结制度，将信访纳入法治化的轨道，使之成为联系群众的窗口和桥梁。为此，就必须要在司法系统内外进一步解放思想，既要防止不分析客观情况、罔顾司法规律的冒进，更要防止以漂亮的口号、保守的面目来达到拖延甚至抵制改革的目的。第三，厘清了有关依法治国的几个重大关系问题。在废止之后，对正在被依法执行劳教的人员，解除劳动教养，剩余期限不再执行。例如，推动省以下地方法院人财物统一管理绝不意味着垂直领导，上下级法院之间的审级监督关系不应有所改变。例如，人财物的统一管理就涉及地方法院与人大的关系，劳教废止、信访和反腐制度改革等也涉及司法机关与其他相关部门的关系协调。

在现实层面，诸多新情况都让民众对法治有了更深的寄望：努力做到习近平同志在十八届中纪委三次全会上所指出的那样，决不能让制度成为纸老虎/稻草人。推动省以下地方法院、检察院人财物统一管理等等，诸多改革措施都可谓一针见血、切中要害，标志着新一轮的改革不仅要进一步调整运行机制，更要直面深层次的制度问题。

此轮改革不是权宜性的小修小补，而是全面深化改革的思路和方案，有一系列相互关联的新举措。为了赢取改革共识，首先应当增加司法的透明度。

这种摸着石头过河的改革模式，虽然为进一步发展提供了可贵的实践性基础，但也使一些改革措施局限于地方的个案经验，难以提炼成为普遍发展的制度，常常出现因人而异、因事而变的状况，改革成果往往难以保持。但我认为在纷繁复杂的社会中仍可以找到把握的原则：一方面是维护宪法规定的秩序，使宪法的规定成为共识之源。

如果以牺牲公平正义为代价去谋求一时一事的安稳，那么，换来的只是假象的稳定，输掉的却是依规则办事的法治精神和底线。与此同时，推进改革也应充分调动系统内部的改革热情。要解决上述问题，仅凭借司法机关自身力量是远远不够的，必须在党中央的领导下，以更大决心和勇气去面对。祝愿新生的《中国法律评论》亦有推陈出新的改革精神和勇气，集百家之长，汇众人之议，秉持思想之库府，策略之机枢之理念，为中国立法、司法和行政执法的进步提供多元化思考的智慧资源。

法律改革不是法律人的自娱自乐或自给自足，是关乎国家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重要组成部分。肖扬，最高人民法院原院长，原首席大法官。

改革应当注意统筹协调各方的关系。公平正义是衡量法律工作的基本准绳，也是法律改革所要追求的价值目标。

在改革过程中，必须强化总体部署，避免地方为求政绩遍地开花、零敲碎打。第二，协调好司法机关与其他部门之间的关系。

  注释: 本文是作者为将于2014年3月18日出版的《中国法律评论》创刊号所作的致贺词，南方周末首发。这些重要思想，冲破了长期困扰中国法治发展的思想樊篱，成为中国法治理念的新标杆，为推动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全面落实打下了良好的思想基础。保障司法人权，逐步减少死刑适用罪名。但是，在现实的情境下，权力之虎患并不鲜见、未能认真对待权利的情况时常发生、旧体制下生成的利益关系以及懒于改变的惯性、惰性力量都不容小觑。

例如，为回应谁来监督监督者的问题，最高人民检察院提出对执法办案全程、统一、实时、动态管理监督。为完善国家安全体制和国家安全战略，成立国家安全委员会。

上述种种，都让我们对2014年充满了期待。反腐风暴席卷全国，一批苍蝇、老虎纷纷被拿下，体现了中央致力惩治腐败的坚强决心以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法治原则。

随即颁布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议》，更从多个方面对加强民主法治建设作出了具体的规定：废止劳动教养制度。改革必须凝聚各方的共识。